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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华丨(续)做文章的心术

| 2019-08-11 阅读 269

      做文章的心术(续)

中山市教研室 张华

关于做文章的心术,也就是木心的那句话是什么,朋友们都很着急知道,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我故意把话啰嗦这么久,其实也不只是想急一急,也不只是文章技术问题。我深知,世间最美的东西,永远只是想象的存在。一经呈现,立刻掉价。有哪处风景经得起人们的造访呢?有哪个新娘经得起盖头的揭开呢?

我真担心,木心的这句话,一经我揭示,也难免遭此厄运。

但我还是要揭示出来。

那天,在翻读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这本书时,让我心头一震的话是:


从来就知道是感觉性的思想最好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木心

木心针对什么说的这句话,我们完全不得而知,它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书里。但木心的这个识见,着实让我很吃惊,继而兴奋不已。这不就是我苦苦追寻的调和心脑关系的文章心术吗?

所谓“感觉性”,就是“从心”;所谓“思想”,就是“用脑”。

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呢?你看木心提炼得多好呀:“感觉性的思想。”

而且别忘了,他还肯定地说这是“最好”。没有之一。那么坚决,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。

多么精妙而有味的概括呀:感觉性的思想

写作是思维的艺术,我们或者以为,思维缜密,逻辑严密,论证清晰,就是做好的文章;写作是情感的艺术,于是我们又或者以为,情感真挚,行云流水,自然而然,就是最好的文章。因为割裂得太严重,于是我们又觉得,前者是论述性好文章的要求,后者是文学性好文章的要求。但在我看来,终究还是割裂的说法。

天下文章,其实都是文章,既然都是文章,就应该有文章的共同之理。割裂思维与情感,肯定不是文章的共同之理,因此,我们必须打通两者,才能获得文章之理。

现在,有了木心这句话,打通问题,显豁了,敞亮了,一下子就解决了。

现在的问题是,作为做文章的心术,应当怎么执行“感觉性的思想”呢?

首先,做文章一定要顺应感觉。真正了悟人性的人都知道,顺应感觉是多么美妙多么享受的一件事啊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,没有感觉的写作,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,做文章的人生不如死,读文章的人也痛苦得要死。有感觉的文章,一定才有灵气,有灵气才有灵性,有灵气和灵性,而这样的文章才会变得灵动。

可叹世间有多少几乎要让人窒息的文章呀,这真是人间的不幸。我们以为学术文章不能有感觉,可是这是谁制造的恶毒舆论呢?真正美好的学术文章,读起来,照样如沐春风,神清气爽的。

为什么很多人一下笔就只能写出那些死气沉沉了无生趣的文章呢?其实很简单,他们忘记了自己是有感觉的人,他们不自觉地屏蔽了自己的感觉系统,以致于在表达中刻意排挤掉那些珍贵的感觉成分。他们渴望成为别人眼中的理性人,为此呢,他们视“感觉”为弱智和幼稚,于是,言不由衷地说一些毫无感觉的僵话、死话。这就是心术出了问题。

无论什么写作,最要紧的是提高我们的“感觉性”。做文章,我们要在心里默念这句祷词:顺着感觉来写!


其次,做文章要有鲜活的思想。每个人都是热衷鲜活思想的读者。一首诗,一篇小说,一出电视剧,甚至是一幅画,我们都渴望被鲜活的思想浸染,更不要说那些学术性的文章了。

可是,怎样的思想,才是文章中的好思想呢?心术告诉我们,感觉性的思想最好。思想要从感觉中来,思想应当存活在感觉中。思想是鱼,感觉是水,离开水,鱼是会死掉的,鱼只有活在水里,才美,还灵动多姿。

世人有一个最大的误解,以为理性思考才会有思想,大谬不然也!理性或许可以视为感性的高级阶段,但感性比理性更具有根本性、基础性和决定性。五千年前你看到的叶子是绿色的,今天依然;五千年前,你学到的某个凝结着理性认识的知识,今天可能完全不是那回事。前者是感性认识结果,后者是理性认识结果,谁更稳定呢?一味信仰理性而贬斥感性,其实是人类自挖的一个认知陷阱。


思想固然是理性结果,但理性不能脱离感觉而存在。就做文章而言,我们不是要获得一个干巴巴的思想认识,我们是要把思想认识根植于我们的感觉系统中,让它鲜活,生动,活泼乱跳,招引人。文章做出来都是为了给人看的,有鲜活思想的文章,才能真正走心和入肺,也才可能是真正的好文章。所以,拿起笔来,你还得念另一句祷词:要写出感觉性的思想。

你一定要坚信:做文章,感觉性的思想最好。一定要记住:是最好。


在《论语》中,我常常可以看到很经典的“感觉性思想”案例(虽然书中也有很多非感觉性的思想)。比如那篇连无数腐儒都为之心动的《侍坐章》,在我看来,是《论语》里最好的文章。著名学者李泽厚在翻译时也曾感慨道:“从字句到内容,历来有各种解说。本读有的地方以意译出之,不然可惜了这篇好文章。”(《论语今读》)


这篇文章为什么好?当然有很多因素可谈,但就遵循“感觉性的思想”这一心术法则而言,显然是做到了极致的。在每个人都大谈治国安邦之策时,另类曾晳放下了瑟,直起身来,款款说道:

       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

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,在这篇文章中,你会最喜欢谁的回答?毫无疑问,我猜一定是曾晳。道理其实很简单,因为曾皙的回答是最有“人味”的回答,是接地气的,是烟火味的,是切近生活的,是从感觉细胞里流出来的,是冒着生命热气的。这样感觉性的话语,怎能不走心呢?


就连一个严肃庄重的老者,我们的孔子,也被这话戳到痛点了。

夫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。”

孔子长叹一声说:“我赞同曾晳的想法呀!

孔子的喟叹同样感动了无数的读书人,明末的金圣叹甚至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圣叹”,可见孔子的一声长叹,多么触动人心。在这里,孔子也是一个按感觉出牌的人。顺着自己的感觉,孔子不过是说了一句真心话而已。而真正的真心话,无不是感动人心的话。

其实,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的回答,也是他们的性情之语。总之,这是一篇有感觉的文章,一篇有思想的文章,更是一篇处处涌动着“感觉性的思想”的好文章。

孔子以降,其文章大凡能入后人心眼的,其为文心术一定非凡了得。


我所欣赏的大师级散文家余秋雨,可谓深得其中真味。一些文学评论家不谙其道,用一种很不专业的眼光来看待余秋雨的“感觉性”笔法,批评他随意添加,任意涂抹,歪曲历史,甚至连“王道士用石灰刷洞窟的事情,你见过吗”这样的迂腐问题,也问得出来,真是无语。

试想一下,学者出身的余秋雨,难道冷冰冰地扔给你几条干巴巴的结论,你就满意了吗?事实上,余秋雨就把“感觉性的思想这个心术运用得风生水起,意味深长。

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,且让我随便拿出一截来看看吧:

     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。但是,他太卑微,太渺小,太愚昧,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,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。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,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。

     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。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。一位年轻诗人写道,那天傍晚,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,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。那里,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。

——余秋雨《道士塔》

在这样的语句中,余秋雨的真实感觉让你处处可以触摸到:洪水、倾泄、漠然、躯体、错步、傍晚、箱子、晚霞……但在这些感觉性的表达中,无不彰显着他所要喷薄的思想:卑微、愚昧、重债、无聊、古老、滴血。我在一篇读文笔记中曾披露过:“余秋雨表面上是精致的散文家,骨子里头是精到的思想家,其精辟的议论,常在行止之间突然给人以沁人心脾之感。”(《<道士塔>读文笔记》)而作为读者的我们,之所以游走在余氏的散文中而不知疲倦,就是因为文中的感觉和思想补充着我们的能量。这样的文章,怎么可能不是好文章呢?

感性和理性,感觉和思想,从来就是像两张皮呈现在我们眼前的。长久以来,我们也在这样的两张皮中,滚来滚去,我们似乎压根就没有追问过:非得要两张皮吗?一张皮就不行吗?

木心这句打开天眼般的睿见,一下子拨开了我们浓浓的迷雾:从来就知道是感觉性的思想最好!

是的,从来!

是的,最好!

也许你会心生疑窦,文学性写作可以如此,其他,比如学术性写作难道也是“感觉性的思想”最好吗?是的,那是当然。

当代学者陈剑晖教授,在散文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方面,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专家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含蓄地痛批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诸多弊病,然后忍不住地当众表白:“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的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,特别是第五分册《法国浪漫主义》,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。”

我们都很好奇,这种理想的文学史,其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呢?还好,陈剑晖教授为我们举例为证:

        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关系,是沉思的心灵与观察的心灵的关系,是艺术中的思想家与静观者的关系。我们看透了巴尔扎克的人物的肺腑,看透了“热情的暗红色的磨坊”——那就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;司汤达的人物是从头脑里,即从“敞开的明亮坚固的房间”里,接受他们的推动力的。理由是:司汤达是个讲究逻辑的人,而巴尔扎克是个性格奔放而富饶、生机蓬勃的人。司汤达与维克多·雨果相比,他们的地位很象莱欧纳多·达·芬奇与米盖朗琪罗相比一样。雨果的造型想象力,创造了超自然的体格魁梧、臂力壮健的人类,永远处在一种艰苦奋斗、受苦受难的状态之中;司汤达的神秘、复杂、精致的才华却产生了一小组男男女女的肖像,这些人物用他们那遥远的、谜一样的表情和他们那甜蜜的、诱惑人的、不正经的微笑,对我们发挥了近似魔术的魅力。

——勃兰克斯的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·法国浪漫主义》

慢慢地朗读下来,真的是既悦目又爽心,这哪里是文学史,这不就是文学史上的余秋雨散文吗?

可这样的文句,到底好在哪里呢?我们的陈教授终于又忍不住要击节赞赏一番:

       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学史书写更吸引人呢?这里有明锐的审美判断,有精准细致的文本分析,有一击即中的批评,有斩钉截铁的断语。此外,还有形象、色采和声音,有生命的介入,感情的渗透和优美的文笔。读这样的文学史,的确令人感情贲张,思考良多,既了解了某一国家某一时代的文学的整体面貌,又领略到史家的立场、标准、观点和客观公正的治史态度,同时还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美好。这样的文学史,正如雷纳·韦勃克在其名著《文学理论》中所要求的那样,是文学史、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完美结合。

——陈剑晖《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》

我想再说一句,好文章是仰仗读者的。你不觉得吗?读陈教授这样的评说同样让人“心悦诚服”。勃兰克斯遇见了陈剑晖,而陈剑晖发现了勃兰克斯。陈教授几乎用勃兰克斯同样的话语方式,夹带着“明锐的审美判断”和“精准细致的文本分析”,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勃兰克斯的美丽和魅力。真是睿智与情感齐飞,见识与审美一色。


作为写作研究者,我其实更关心这种语句的生产方式。如果问你,勃兰克斯和陈剑晖这样的精彩文句,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呢?


客观地讲,一般人很难切中肯綮地点出来。或许我们甚至不愿意这样去过度分析以免破坏我们的阅读初感。但是,并不需要过度分析。

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做文章的心术,没有忘记木心的“感觉性的思想”,那么你一定可以领悟到,无论是勃兰克斯,还是陈剑晖,他们最大的共同处,就是没有让“思想”冰泉冷涩起来,追求所谓的严谨;也没有让“感觉”飞扬跋扈起来,追求所谓的潇洒;而是让思想游荡在感觉中,让感觉滋养着思想,在既有“审美判断、文本分析、一击即中的批评、斩钉截铁的断语”,又有“形象、色采和声音、生命的介入、感情的渗透”之中,水乳交融,相生相成,将“感觉性的思想”,发挥到了一种让人心动不已的审美阅读高度。

这就是使用文章心术秘密所在!

现在我把木心的这句话移植到我们的文章制作中,将“感觉性的思想”确定为做文章的心术,这是我的感觉,也是我的思想,却也是一种感觉性的思想。

话是木心说的,意义是我发挥出来的。我自以为,这是一个“伟大”的发挥和发现。

我敢断言,天下文章,凡按依照这一心术的,就有了好文章的基础,凡背离这一心术的,很难成为好文章。

有心的读者或许可以感觉到,本文不也是“感觉性的思想”存在物吗?


(文章写与会心人,认真读完后,你有收获吗?欢迎留言探讨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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